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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邓小平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里面没有他的名字，触景生情 5月31日是什么日子
作者：太史小生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不得不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长征中，邓小平和《红星》报一起，随红军总政治部机关被编在“红章纵队”中。在紧张的行军、战斗间隙里，每到一地，邓小平总是先编辑《红星》报，为正在浴血奋战、冲锋陷阵的红军指战员提供“精神食粮”。从长征开始到离开《红星》报前，他用手写、油印，仍编印了七八期的《红星》报。
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一系列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和斗争，逐渐统一到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因此，从黎平会议开始，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开始在中共中央占据主导地位。这样，就直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奠定了可靠的政治基础和“物质基础”。
黎平会议后，对一部分干部的工作进行了调整。邓小平因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地位的变化，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信任和重用，由《红星》报主编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再次进入中央领导机关工作，主要负责中央会议的记录、中央领导同志的生活和中央机关的警卫等工作。
一、遵义会议的召开，毛主席重回领导地位
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
会议开始，博古作为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首先作了关于反第五次“围剿”总结的主报告，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结为敌人力量的强大等客观因素，为“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路线辩护。会议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接着，周恩来作了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手持发言提纲，系统地、全面地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义正词严的批判，指出“左”倾领导者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毛主席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出了今后前进的方向。
与会的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在发言中都批评了“左”倾领导者的错误。其他同志也都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拥护毛主席的正确主张。会议经过热烈讨论，认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中央苏区以来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
会议肯定了毛主席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主席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负责人“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后，在行军途中，根据遵义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工作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
随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主席为政治委员。接着，又由周恩来、毛主席、王稼祥组成“三人团”（亦称“三人小组”“军事指挥三人小组”等，但原始文件上为“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行动。在当时的情况下，“三人团”实际上起着红军最高统帅部的作用。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在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确立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上成熟的重要标志。
从此，党走上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道路，中国革命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发展。
二、遵义会议期间，邓小平根据毛主席的要求，主要是安排会议、组织会议，处理会务
邓小平在遵义会议上没有发言。作为中央秘书长。筹备会议、做好会务工作、做好会议记录，是他的主要职责。根据与会者回忆，邓小平是遵义会议的记录者。
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的一次谈话中得到证明。
周恩来的谈话是这样披露出来的：1984年，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撰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专程来到中国，在与他的好友谢伟思和妻子夏洛特的密切合作下，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实地采访。
在搜集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史资料的过程中，经过中共中央有关方面的批准，他获得了一项“特权”——可以访问所有他愿意访问的中国还健在的长征参加者。同年12月26日，在毛主席诞辰91周年这一天，当年担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遵义会议参加者杨尚昆会见了他。
当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问到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情况时，杨尚昆回答说：“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到遵义，遵义的同志问都是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又问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我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回到北京，我问周总理，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报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
但遗憾的是，遵义会议已经召开很多年了，而这次会议的记录却直没有发现。
在长征中，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都是装在几个白铁皮箱子里，或由人挑，或用马驮，随中央机关一起行动。中央主要负责人走到哪里。“挑子”就跟到哪里。
博古在遵义会议后离开中央总负责人的领导岗位，履行的交权手续，就是把“挑子”交给了代替他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史称博古“交挑子”。曾经在遵义会议上坚持“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何克全。
还在会后私下对博古说：“挑子不能交……”，博古没有听他的话，一方面因为确实感到自己作为中央总负责人力不从心，一方面对党和红军受到的重大损失也心中有愧，最主要的是博古不计较个人得失，坚决执行遵义会议上中央的一致意见。
那么，里面装着遵义会议记录的那个“挑子”去哪里了呢？第一种可能，是在红军四渡赤水中。一次过浮桥时，驮“挑子”的马突然受惊。失蹄落水，“挑子”也就沉落赤水河中了。当时天上有敌机轰炸，四周有敌人的追兵，谁也顾不上仔细清点丢了什么东西。
第二种可能，是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之前，中央机关“坚壁清野”，把一大批中央重要文件装箱后，运于荒山野岭之处秘密掩埋了。到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时。中央机关已经迁到了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
全国解放后，寻找这批文件时，因为历经战乱，几年间又有几次大雨，掩埋文件的地方留下的痕迹早已被冲刷得一干二净，谁也记不得兵荒马乱之际这批文件到底埋藏在什么地方了。
在以上两种可能中，大概前一种可能性更大些。如果在长征中遵义会议的记录没有丢失的话，在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中。在毛主席主持编辑中央秘密文件汇编《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时，是会把这个重要文件选编进去的。既然《六大以来》没有把遵义会议记录编入，说明这份文件可能在长征中就已经遗失了。
三、由于遵义会议资料的缺乏，邓小平很少提及他本人的这段历史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发展转折关头召开的重要会议，一共有两次：大革命失败后的“八七”会议和红军反第五次“围剿”失败后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
“八七”会议在大革命失败的情况下。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重新组织起被敌人打散了的党的队伍，领导全党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道路，挽救了危急中的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开始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邓小平参加了“八七”会议和遵义会议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在“八七”会议上作为中央秘书，在遵义会议上作为中央秘书长。成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两次历史性转折会议的筹备者、亲历者和历史见证者。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必然的历史性机遇。以后，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主导了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时期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虽然在名义上还不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但已经成为中央领导集体主要成员之一，并且在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中，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与毛主席、周恩来和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一起行军，参加了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系列会议，认真地履行着中央秘书长的工作职责。在长征途中，情况瞬息万变，中央政治局的许多会议也就随时召开，有的留下了文字记录，有的没有留下文字记录。
对于遵义会议后这段特殊时期的中共历史，邓小平作为亲历者和当事人有着特别深刻的印象。中共中央组织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时，起草小组在起草过程中，为了写好对遵义会议的评价，特意查阅了有关的历史材料，并根据这些材料，在《决议》草稿中写了“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当文稿送给邓小平审阅时，他说：这个事情我清楚。因为遵义会议时我是党中央的秘书长，是到了会的。邓小平经过反复考虑，以对历史负责、对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起到的重要领导核心作用的实际情况负责的实事求是精神，郑重指出：还是把“实际上”三个字勾掉好。
邓小平还强调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主席、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红军的行动。
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主席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主席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遵义会议作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科学评价：“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遵义会议资料的缺乏，同时也由于邓小平很少提及他本人的这段历史，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党史著作提到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时，从来没有提到过邓小平。
四、1958年，邓小平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里面没有他的名字
遵义会议纪念馆是1955年开放的，在陈列的遵义会议参加者中，最初没有提到邓小平的名字。1958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到贵州视察并指导工作。
11月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协作区主任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贵州省委书记兼省长周林等同志的陪同下到遵义视察工作，听取工作汇报，进行调查研究。
在此期间，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当走进阔别20多年的遵义会议会址后，邓小平触景生情，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令人难忘的战争岁月。他仔细地看着楼下每一间房子，抚摸着室内陈设的物品，不时与同行者述说着当年的有关情况。随后，他踏着楼梯，走进开会的房间，看到房间里仍旧是当年摆设的样子，立刻想起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
邓小平对随行的同志肯定地说：“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接着，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说：“我就坐在那里。”走出会议室，来到走廊上，邓小平一边看着檐下柱间的拱券和柱顶用垩土堆塑的各种花卉，一边对同行的负责同志说：“这个地方原来好像很宽，有次就在这里摆一张地图。几个人研究怎样往四川走。”（邓小平的记忆十分准确，他说的这个地方后来进行过维修，同当年的原貌有所不同。）
在遵义期间，邓小平还深入街道、工厂、农村，与干部、群众进行广泛接触和交谈。陪同他调研的遵义地委书记李苏波，对邓小平讲过的一段话一直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邓小平说：贵州是山区，山区应有山区的搞法，不能像平原那样搞。譬如，苏联有苏联的社会主义，中国要办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不能照搬苏联的搞法。这就是遵义会议精神的精髓，即实事求是地根据各自的实情走自己的路。
这是一段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邓小平明确阐述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思想的话，也是邓小平对遵义会议精神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充满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智慧和哲理，对研究、发掘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思想渊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根据邓小平的回忆，遵义会议纪念馆对陈列内容进行了调整充实。1965年经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立批准。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列上了邓小平的名字，并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里壁墙上，按照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列顺序，挂出了参加遵义会议的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7个人的照片。
1973年2月，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通知从江西返回北京，等待安排工作。有一天，一位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女儿去看望他，谈话间问到参加遵义会议之事，邓小平泰然自若地说：“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我一生的历史，已经够光荣的了，不因没有参加遵义会议硬说参加了，来增添一份光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开始了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又一次学习和研究党史的高潮。经过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和党史工作者的研究考证，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一事终于成为党史学界的定论。
于是，在一些党史展览和党史著作中，当写到遵义会议参加者时，便有这样的介绍：
邓小平：《红星》报主编。
或者是：邓小平、伍修权和李德列席了会议。
或者是：邓小平先是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而且这种说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国内外各种书籍广泛采用，似乎已成定论。
但是，按照这种说法，在国内外一些研究者中又产生了一个疑问：《红星》报主编能够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吗？
于是，究竟邓小平是以什么身份参加遵义会议的，在一段时间内，仿佛成了一个历史之谜（前面提到的杨尚昆答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问，在国内鲜为人知。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985年10月在美国出版，1986年5月解放军出版社才出版了中译本）。
直到1985年1月，为了纪念遵义会议召开五十周年，有关方面在遭义召开“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老同志和党史界学者聚集一堂，根据历史资料和老同志回忆，确认邓小平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遵义会议的。
在这次会上，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伍修权在给大家解答问题时披露：邓小平同志自己说过，我不是会上才被选为秘书长的，1934年年底就已担任中央秘书长了。
历史，这才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
遵义会议，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而且也标志着邓小平革命生涯中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转折。随着遵义会议前夕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地位的改善和在遵义会议上领导地位的确立，邓小平也结束了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打击排斥的境地，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对于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邓小平在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时多次讲到。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说：在1935年我们历史上著名的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和军队的领导。相应地，我那时也第二次当党中央秘书长。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强调指出：“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
1981年6月，在邓小平亲自主持、具体指导下起草，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专门写了第一部分“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对遵义会议再次作了高度评价。
作者简介：太史小生，历史领域爱好者，特别是热衷于党史、军史的阅读与写作。一直希望更清晰地去回望历史，更理性地看待历史，更流畅地书写历史。欢迎广大历史爱好者斧正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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